早就有心梳理一下在1928至1932年间,发生在洛阳金村的骇世巨盗之始末,可是,情感上实在是承受不起。
1928年夏,一场大雨致使金村东侧位于汉魏洛阳故城东北角的一块地方突然塌陷,一个巨大的坑洞赫然出现。村民们进洞探其究竟,随处可见泛着幽光的青铜器、玉器的古代物件半遮半掩在泥土之中。这原是一座辉宏的古墓。
人们依据《国语·周语》韦昭注:“狄(翟)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所言;又依据《水经注》中记载:“翟泉在洛阳东北,周之墓地。”之说,断定:洛阳金村再现天子大墓!
随着这些珍贵文物流散到洛阳、开封、天津等古董市场,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古董商和收藏家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大规模的盗掘活动。盗墓贼、古董商、文物掮客等,蜂拥而至。在1928-1932年间,相继有8座大墓被盗挖,数以百吨计陪葬品被掘出地宫。
这也惊动了那些在中国收藏文物及艺术品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不仅在各地收购,甚至还亲临金村,考察墓葬,批量收购,再绕过出口监管,流转国外。
1910年,怀履光作为“传教士”来到河南开封,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还醉心于当地的文化。
他的一大爱好是收藏各种中国文物。1925年他成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地区文物收购代理人。他主要收藏安阳和洛阳出土的汉代之前的青铜器和玉器。
作为主教,怀履光购买古文物的渠道很广。他利用在河南各地的教士和众多信徒,以及古董商的关系网,能够最先得到各地新出文物的信息并进行交易。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霍宏伟所述:怀履光于1932年6月亲赴金村现场勘察,对汉魏洛阳城遗址进行了实测,拍摄了一定数量的黑白照片,还对相关人员做了访谈,得到了关于金村大墓数量、分布、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位置等诸多重要信息,并以此写出《洛阳故城古墓考》一书。
根据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馆藏档案资料来看,怀履光购买金村文物始于1929年12月。其渠道为:金村文物代理人张资美、张锡卿、王道中→开封古董商蔺仕庵→怀履光。
这是近代中国最猖狂的王陵盗掘,先后8座大墓和3座车马坑的文物被盗,数量惊人。普遍认为是数千件,有一说竟达8000余件。
这些文物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包括铜器、玉器、漆器、石器等,每一件都代表着东周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些珍贵的文物大多未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研究,就被转出国外。这是我国近代发生的最为惨痛的文物流失,更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20世纪初,国家积贫积弱已久,民生凋敝。再加上从2017年开始的军阀混战,战火肆燃,盗贼猖獗。金村大墓惊现之际,正值国民政府结束混战统一全国之前夜,官方根本无心也没有能力对大墓及其出土文物进行有效的发掘、保护与监管。
当时在洛阳和周边地区,有民众可以持枪的民团、红枪会等武装组织,助长了盗墓之风。违法盗墓和走私倒卖文物活动日见猖獗,甚至到了公开化的程度。挖掘现场摊贩林立、棚帐遍设,古玩收购商人不绝于途,珍贵的文物在田间地头就可以交易。在老百姓们眼中,那不过是一门讨生活的“小生意”而已。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加拿大、日本、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数十个城市,都发现了疑似金村文物。大多收藏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美国福利尔美术馆、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日本的泉屋博古馆等。
而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则是怀履光盗掘主体收藏地。如:青铜跪坐人像。(下图)
1934年在上海出版,在怀履光著的《洛阳故城古墓考》中,他通过器物描述和图录,对387件(组)金村文物进行了记录和分类:
第一类为车马饰,共91件(组)。有铜兽头、铜环、端饰、轴头、联轴节、铜辖、铰链、承凹等,其中一些车马饰,施以金银错工艺,纹饰精细繁缛,极为考究。
第二类为墓中用品与兵器,共86件(组)。有衔环铺首、画具、铜灯、三足铜灯、“东周”圜钱、长柄铜勺、铜镜、铜兽器足、铜带钩、象牙筷、木梳、骨梳、棺木残片、玉印与铜印。兵器有铜剑、铜匕首等。
第三类为明器与礼器,共61件(组)。明器有铜跪俑、铜立俑,铜马、猴、狗、龙、虎、兔、羊、鸡、猪等。6件铜跪俑突破了常见的呆板姿势,表现出人物活灵活现的瞬间表情,是春秋战国时期雕塑的上乘佳作。
第四类为玉石器,共61件(组)。有玉璧、三龙透雕玉璧、玉块、玉杯、玉璜、玉佩、金链组玉佩、石圭、石环、石佩等。
第五类是包括琉璃器在内的装饰品,共51件(组)。有嵌琉璃鎏金圆铜片,嵌玉及琉璃圆铜片,嵌绿松石、孔雀石及琉璃包银圆铜片,嵌琉璃银带、银片,素面鎏金圆铜片,刻花包金圆铜片,长柄形铜饰,木雕饰物,象牙雕动物形饰物,嵌骨雕漆器残片,琉璃圆饰物,长方形白色不透明琉璃饰物,黑色琉璃蜥蜴,黑绿色琉璃珠,黑绿色水晶珠,白色琉璃珠,黑绿色半透明琉璃管,绿色琉璃珠,陶核琉璃珠,白色琉璃璧,白色琉璃猪等。
第六类为钟与石磬,共37件(组)。有9件一套的“瘞氏”编钟,有4字铭文,5件一套的“瘞羌”编钟,有61字铭文,素面铜铎,象牙色大型石磬,灰色石灰岩质石磬。年代属战国早期。
在1937年日本人梅园末治编撰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中,收录了金村大墓出土的精品文物238件。
金村东周墓群出土文物数千件,以上的著录仅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已无法得知流落地点和真伪。
网上大多数的文章认为当前我国仅存3件金村文物,而按照霍宏伟研究员所述:当今我国存有5件,即:金村盖鼎、错金铜尺、令狐君孺子壶、四虎镜和甘斿银匜,分别珍藏于洛阳博物馆、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
数千在国外,三或五件在国内!数据的天壤之别,让“金村”成为无数中国考古学者心中“不能承受之重”。
这是绝不亚于敦煌莫高窟文物的流失的惨重事件。它不仅仅是中国国宝流失之殇,更是炎黄文化与文明之殇。
金村大墓,所盗掘的文物数量和品种都是周朝之精华。铜器,银器,漆器,玉器等,均形制特殊,精美绝伦,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它不仅仅是代表了当时制造工艺的顶级风范,也代表着东周时期社会文明的最高成就和中国制造的历史高峰。
这些文物绝大多数都成为欧美一些著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收回国内的可能性不仅代价昂贵,而且非常渺茫。
8座东周王陵被盗掘者的严重破坏和大批金村文物流失,使得我国考古学界在东周时期的都城研究、陵寝制度研究等诸多领域都存在缺环。
这种考古情境的缺失,使得“金村器群”仅作为中国早期艺术史上的风格标尺,而难以纳入考古学所构建的知识体系。
盗墓者完全破坏了文物出土时的原始序列。那些被割裂的玉组佩,和金银器皿位置的错摆,使得难以还原东周祭祀仪轨,失去了讲述周礼乐制度的可靠证据。
非常具有难言之隐的是,由于金村文物向国外流失过多、太快,民国时期的战乱纷争,使得当时对金村文物的考证与梳理没有进行,没能留下可资借鉴的文献资料。
这使得当前国内考古研究人员在研究金村大墓的时候,能够借助的研究资料只能是梅园末治的《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和文物走私者怀履光编撰的《洛阳故城古墓考》。对考古学的专家来说,这是既难堪又羞辱之事。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国内的收藏家,对有些标准器的查阅,也须到国外的博物馆买国外的资料才可查阅的到。
在这起淹没在历史尘烟之中,但却震惊天地的大盗当中,确确实实给当今的洛阳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以“历史之失”而成就“当今之得”?
第二,金村大墓是周景王、周敬王等十余位周天子的王陵所在,是东周时期最大的帝王陵区之一。能否在国家于2022年初,启动洛阳金村东周王陵考古调查与勘测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推出以“帝王谷”为名的文物保护特区,与汉魏故城形成叠加效应?
第三,数年来,上海大学徐坚教授奔走在珍藏金村文物的国外博物馆中,对照怀履光的图录按图索骥,三维扫描,在他的数据库里,数千件流散的金村文物的数字影像正在逐一归位。
如何与徐坚教授及其团队合作,在洛阳建立首个金村器物群影像馆,实现金村文物的“数字回归”?让波士顿美术馆里那个持雀的青铜女孩,弗利尔美术馆中失群的玉舞人,在虚拟世界重获新生。
结束语: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洛阳应组织专家学者以金村墓葬群及其骇天事件为导引,再现东周时期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与洛阳在百家争鸣中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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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席升阳,河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中国商业联合会易货贸易分会特邀顾问,洛阳市国土空间资源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洛阳黄河战略规划评审组组长,洛阳十四五规划评审专家,洛阳市地方金融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洛阳市文化产业协会国际人文交往促进会主任委员,洛阳市企业家读书会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